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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峥嵘岁月稠……刘友伟

来源: 发布时间:2017年08月22日 访问量: A+ A A-

一九六五年六月底,我从湖北黄石市黄石冶金矿山学校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毕业。

当时正值我国刚从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困境中走出,通过贯彻执行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家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发展步入正常轨道。但当时中国周边的政治、军事形势于我不利,前苏联(当时称为苏修)、印度、美日和台湾政权对我国形成包围圈。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建设大三线”的战略决策,调整我国的工业布局,攀钢等一批工业基地开始建设。三线需要大量的人才,国家号召大家支援三线建设,积极参加三线建设,我就在这样一个时点从学校毕业。因为学校是冶金部直属学校,学生由教育司统一分配到全国冶金(含有色)企业。全班24名同学分配到湘潭、包头、黄石下陆、四川江油、成都、重庆、攀枝花等七个地市。我和同班的另外四名同学分配到四0公司,也就是攀钢的前身,当时公司设在西昌。

七月中旬,我们分到四〇公司的人被通知到武汉青山武钢专家招待所报到。时任四〇公司党委政治部主任张月亭、干部科科长冷述富接待了我们。报到之际我们才知道华东、东北多所大中专院校八十七名毕业生都在此报到集中,四〇公司委托武钢让我们在武钢对口见习一年,我们班的五名同学均安排在武钢电修厂。

一九六六年五月末,武钢实习期未满,就接到上级通知到四川渡口冶金指挥部报到,参加二月份就已开始的冶金大会战。我们见习的八十多人当即从武汉动身,前往渡口。当时交通不便,从武汉到渡口没有直达火车,要一段段地换乘,时间很长。我们先从武汉坐火车到贵阳,到了后才知道贵阳到昆明的铁路刚通车,还在试运行,火车票十分紧张,买到的车票都是三天后的,大家只能无奈地等待,也趁此机会在贵阳自费游玩了三天,对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集体旅游,大家情绪都很高昂。

从贵阳坐了十二个小时火车才抵达云南昆明,住在昆明冶金指挥部招待所,条件十分简陋。每个房间住八到十人,饮食自理。招待所同志告诉我们去渡口只有汽车,行程要三天,先排队预约购票,可能要等上三至五天,着急也没有用,既来之则安之吧。

当时昆明城市规模不大,只有一条东西主干道叫东风路,大家结伴逛了市区,到了最繁华的近日公园商业区,百货大楼、副食商店、新华书店等都在附近,城市虽不大,但给人一种整齐、繁华的感觉,给我们留下了美好记忆。

我们因人多分成三天三批分别出发,我有幸分在了第一批,在第四天终于登上了昆明开往渡口的汽车。从昆明到南华虽是简易的砼路面,但坑坑洼洼,路窄事多,不足200公里路走走停停,足足走了八个小时,傍晚才到南华县城。当时的长途汽车,门窗是破的,加之正值干热季节,闷热难耐,尘土飞扬,到旅社下车个个灰头土脸,只有眼睛是干净的。县城里水是定时供应,只能漱漱口,擦擦身,吃了一餐苞谷渣混大米的晚饭后,大家就晕晕沉沉睡觉了。

第二天继续前行从南华到大姚,情况比头天更差,一路都是黄土路、弹石路,车子颠簸更历害,行进速度更慢,到达大姚天都黑了,小县城一片昏暗。我们住在路边所谓的旅店,实际上连大车店都不如,地上铺一地苞谷杆,上面铺一层已成了黄褐色的白被单,一人一床烂棉被。安顿好后我们上街找饭吃,转悠了半个小时才在一个铺子里找到点馒头和白菜汤,这已是很不错的晚餐了。大家简简单单漱个口擦把脸就睡觉了,身上、头上都是黄土,虽然没有人说苦,但大家明显地话少了,笑声没了。

第三天一早又上车出发,走了一上午才到永仁,下车休息,每人吃了半斤水煮蚕豆当作午餐,餐后继续前行。终于进入渡口了,看到路两旁用石头摆成再刷上石灰的白色一米见方大字“建设三线,红在渡口,专在渡口”,大家精神一下子振奋了,情绪高涨了许多,讲讲笑话,发表高论、憧憬未来,车内气氛活跃起来。下午四点左右,汽车到达渡口吊桥。车子停下来要乘客全部下车步行过桥,空车才能通过吊桥。我们这批学生多数人第一次看到吊桥,第一次进入大峡谷,非常好奇,无不感慨祖国幅员广阔,自然之美。过桥之后,又沿江北公路行一个多小时才到瓜子坪,看到一个小山包上有七八栋干打垒茅草房,这就是冶金指挥部。当时冶金指挥部由勘探、设计、施工、生产几大系统组成,号称五万人,领导班子成员有胡山、赵仲云、白培兰、刘锡成等老同志。时任生产厂(即现攀钢)生产办公室主任马英同志主持仪式欢迎我们的到来,晚上还安排了较为丰盛的晚餐,给了我们极大鼓舞和安慰。

从武汉到渡口,掐指算来路上一共走了十二天,这在现在是不可理解的。这趟旅程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是人生难忘的旅程。我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到达渡口二号信箱开始参加三线建设,以后几十年都定居这里,最终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攀枝花人。

苦中有乐的学习和工作

到攀之后我们先接受了三天的入厂教育,大致讲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三线建设重要性,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重要性、发展前景,厂纪厂规之类的内容。结束后通知我到重庆钢铁设计院四〇设计队报到,也就是当时的二附一信箱。时任设计队负责人程厉艰同志(重院党委政治部主任)介绍了设计队情况并提出了要求和希望,我被分到电气设计室,老工程师金圣祖和张述志同志分别担任支部书记和室主任。开始我们年轻人工作是帮老同志出白图,也就是老同志设计完毕的草图,改画成标准规范的白图,交描图室描图,再拿到晒图室晒成蓝图。

当时设计队在现在攀钢轨梁厂片区,清一色芦席棚,大家在这里夜以继日地设计、出图,白天尽管高温难耐但还可克服,晚上加班就非常难受了。席棚外杂草丛生,卫生环境差,蚊虫到处飞,伸手就能抓住一两只。为防蚊子攻击,同志们有的钻蚊帐里,有的穿上雨衣、套鞋全副武装,闷热天用不了半小时就大汗淋漓。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同志们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满足了施工需要,这种工作的精神和态度实在感人!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苦过来了。

工作虽苦虽累,但苦中有乐。中午和晚餐,按科室吃集体大锅饭,二三十人围在设计室,一盆白饭几盆素菜,大家说说笑笑甚是热闹,心情格外爽快。当时临时供水设施常出问题,有时几天没水,我们就只能到附近三户农家小水塘洗漱。当时没人穿浅色衣服,都是深色的,因为水太浑,洗两次白色衣服也就变成灰黄色了。我在设计队工作了半年,前三个月画白图,后三个月搞炼铁厂上料系统转运站及皮带运输机电气设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关于工矿快三计划倍投大革命十条出台,至此厂矿快三计划倍投大革命开始,我们就结束了设计队工作。经冶金指挥部政治部干部处统一安排,我和其他两名同班同学被安排到电装公司,从此又成了一名电装公司员工、十九冶员工。

到电装公司报到后,我被分配到外线队通讯工段担任技术员工作。该工段负责整个二号信箱各单位及生产厂的通讯(现在称为电信)安装调试任务。当时通讯设施极其原始落后,整个江北片区只在东风原副食商店后面有一个电信四分局,用的是最老式的磁石式电话交换机,而且只有五十门,远不能适应江北片区生产建设活动的需要。为此冶金指挥部决定在烂泥田建立总机室,购置一部供电式200门交换机,从线路设计到总机安装调试均由我们工段负责。我的具体工作是负责砼电杆的检查验收和运输,每天跟车去河门口制杆厂检查电杆的质量,看每批杆子有无弯曲变形、裂纹,配筋是否符合质量规范,灰浆是否均匀饱满,验收合格后装车运到线路现场卸到杆位处,每天风雨无阻,整整干了三个月。一顶草帽,一个水壶,再加两个馒头作午餐,每天从河门口到烂泥田片区运三趟21根杆子,实在劳累难支。经过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在一九六七年雨季之前完成了任务,开通了总机,为施工调度指挥提供了有效保障,也为冶金指挥部所属20多个单位和各部门通信联络提供了方便。

由于我的专业是电气设备安装调试专业,干完这项工程之后把我调到电气安装队,先后参加了十九冶建材小氧气厂、攀钢铸管厂等项目的电气安装,这段经历使我得到了锻炼,业务能力得到提高,为后来工作打下基础,受益匪浅。

一九六八年初,由于攀钢前三厂进入土建施工阶段,为保证生产设备能按期到达现场,冶指大后勤组(即机动公司、设备处、机械处、材料处整合一块称大后勤组)组织数十人到全国各地设备生产厂家催交设备,落实交付时间。我也被抽调去参加此项工作,分配到华东组长驻上海,负责到华东地区各设备生产厂家落实设备生产情况。当时全国文革正如火如荼开展,派性斗争异常激烈,很多厂家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设备生产情况根本保证不了一九七〇年出铁之需。我们就二三人一组分头到各厂家去,每到一个厂先给人家背毛主席语录,强调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是毛主席最关心的,请求人家安排生产。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但当时是很管用的。承制攀钢设备生产厂在华东地区有一百多家,一个厂三五个月就得去一趟,我几乎天天都是在车上过的,好在当时年轻身体好,在车上站也好坐也好也未觉得太苦太累,反尔感觉到处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收获不小。

经过建设者共同努力,攀钢一九七〇年“七一”出铁,中央派吴法宪来参加了大会。我作为建设者一份子,内心由衷的产生成就感、欣慰感,感到自己为攀钢建设也做出了一份贡献。

催交设备任务完成后,我回到电装公司,公司把我安排到保卫科工作。一九六九年机装、电装公司合并称为机电公司,职工人数五千多,保卫科负责办公区、生活区的治安和现场施工设施的防火、防盗及现场安全事故的处置工作,并行使地方公安机关的一部分职能,即刑事案件的侦破,民事案件的调解以及户籍管理工作。

文革期间的保卫工作十分难干,派性斗争严重、治安状况极差,大家都没日没夜工作,更谈不上节假日休息,天天忙个不停。我整整干了八年,一九七四年九月机电分家我又主持了两年电装公司保卫科工作。虽然工作繁重,吃了很多苦,但也锻炼了我的思维分析、逻辑推理、语言表达、文字写作等能力,这也是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为我以后组织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电装主持工作的十二年

一九八二年三月,我从施工队党支部书记岗位上被调任电装公司党委副书记,八三年七月调整为代经理,八五年初正式任命为经理,开始全面主持电装公司的工作。

上任伊始,千头万绪。企业管理方面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有的被丢弃,有的已不适应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之需。几位老工人出身的前领导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可循的经验,一切得从零开始。而我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非生产经营工作,一时的确感到压力很大。但我想既然组织上已做了决定,那我就只能下决心干好。路只有一条,就是加强学习,向老同志学习,向职工群众学习,向一起共事的班子成员学习,按照上级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管理、业务能力。我白天主持日常工作,晚上或假日就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资料,找老同志谈心交流,逐步摸索、思考。结合当时全国开展的企业整顿、升级工作要求,经公司党政工联席会多次讨论研究,决定在电装公司开展以全面提高企业素质为目标的企业全面整顿、升级工作,全面提升企业素质,包括思想素质、技术素质、管理素质,使企业各项工作实现公司化管理。

从一九八三年年中到一九八五年底,通过层层动员发动,从公司职能部门到厂队、班组上下齐行动,在保证正常施工生产任务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抓企业整顿。两级机关天天晚上灯火通明,清理公司各项原有的规章制度,废弃不适应部分,补充修改新的管理办法。经反复讨论,制定出一整套符合上级要求,结合公司实际,行之有效,便于操作,覆盖全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使电装各项管理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初步实现公司化管理运作,圆满完成整顿工作,一九八六年又进行了企业升级工作,公司各项管理工作得到明显提升。在企业整顿升级工作中,电装公司全体员工,特别是两级管理人员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突出贡献,回想起来我从内心感谢同志们对公司、对我个人工作的支持。

一九八六年攀钢二期工程上马,结束了十九冶攀钢一期结束之后的八年找米下锅的极端困难时期,全体职工精神振奋,情绪高昂。但对于电装公司班子和我来讲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不愁没有施工任务,从此可以走出困境,忧的是由于一九八五年和宝冶彻底分家,留攀的人员、装备远远满足不了工程所需,怎么干二期?当时攀钢对我们是否能承担二期工程任务是持怀疑态度的。就当时的电装,技术工人骨干几乎都在宝冶,六十年代末分配来的工程技术人员留攀的只有十几个人,电气调试八个班组上百人留攀的也只有十多个人,而且是老、弱多。电气调试仪器、仪表基本上全部被宝冶带走。

等待是没有结果的,必须自力更生,自寻出路。经我们班子反复研究决定,一是利用电气施工高峰期之前时间,不惜代价把有培养前途和潜力的工人、技术人员送到冶金部所属高校如武钢院、东北工学院、昆明工学院等进行半年至一年培训,缺什么补什么;二是公司内部全员进行三个月左右的轮训,并进行考试测评,实行奖惩制度以资激励;三是接收高校和十九冶技校毕业生壮大技术力量,提高技术队伍素质;四是请求技术人员专业归口,把近年来电气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从其他单位调至电装,这项工作建设公司给予了全力支持。在经济还困难的情况下,电装公司投入培训费用近六百万元,在八十年代花这笔巨资抓队伍技术人员培训实属不易。同时勒紧裤带买装备,先后用了三年多时间购置了一千五百多万元的电气仪表设备,基本满足了攀钢二期施工之需。

到一九八八年电装进入攀钢二期施工高峰时,人员有一千八百人,其中技术人员二百多人在工程中大显身手。同时电装还新建了三栋家属楼,解决各类骨干人员两百多户住房问题;为了解决职工上下班通勤,公司下狠心购置五台衡山牌大客车,使大家免遭日晒雨淋风吹之苦,其他二级单位职工都很羡慕。

在充足准备下,电装完成了攀钢二期工程电气施工三大战役。

第一战役是顺利实现攀钢4号高炉,5、6号焦炉,6号烧结机主要施工任务,实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高炉出铁、一九九〇年铁焦烧系统全面投产目标。电装第一次完成高炉计算机控制项目。

第二战役是一九九二年完成热轧板厂施工,十二月二十二日轧出了西南第一卷1400热轧板,电装公司第一次参与轧机过程控制的八台电子计算机(即PLC)安装调试,第一次完成热轧板厂电气安装调试;一九九三年又完成了攀钢板坯连铸电气调试施工,十月十八日热负荷试车成功,也是电装公司第一次成功完成板坯连铸电气安装调试。

第三战役是冷轧板厂的施工。但此间一九九三年六月经冶金部批准我调任十九冶建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工作,无缘参与第三战役工作。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九三年,我在电装工作27年,其中主持全面工作12年。电装公司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企业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什么施工任务都敢干第一次、敢争第一名。企业产值、利润、劳动生产率逐年提升,年年都是盈利上交大户,连续十二年评为先进二级单位;快三计划倍投有声有色,参加各项文体活动都拿第一;职工队伍团结协作,艰苦拼搏,是一支能吃苦,能打硬仗、恶仗,脚杆绑大锣走哪响哪的过硬队伍,大家都以作为一名电装人而自豪。通过二期工程施工,电装职工福利得到显著改善,公司自有资金得到积累。我离开电装时,电装现金结余四千多万元,还有大量的施工余料至少二、三千万元,在二级单位中也算得上小康了。

回忆这段岁月,我深深体会到这是我一生最有成就感的难忘岁月,我和电装公司的情缘至今似海深。电装公司广大员工没有忘记我,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特别感谢班子里的邓作述、苑玉成、周井林、周海凌、孙安琅、赵贵才、潘海俊等等同志对我工作的支持。

十多年的苦和累不言而喻,得到的是为电装公司职工,为攀钢二期,为十九冶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自己也得到锻炼和提高,也为此而自豪欣慰。

失去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期间两个儿子读书我无暇顾及,亏欠了他们;其次就是没白没夜,没有规律的工作,爱人为我操劳操心,全力支持我,而我都没有很好陪伴过她,也很歉对爱人,这就是得与失吧!

终身难忘的卢森堡之行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正式到建设公司工作。由于舍不得离开电装公司,我延迟了三个月才报到上任,分管教育处、医院、公安分局、武装部、技校、建校,公司驻武汉、成都、昆明办事处以及都江堰疗养院和公司大后勤面上的工作,有幸在李罗钧、张长富同志直接领导下与班子里其他同志一道工作。我向各位老同志学习,尽心尽责与部门单位同志一道干好本职工作,在李忠信、安宝成、谢应登、徐大勇、张杰、白遂华、唐复明、窦致前、王乐章、李和灿、秦厚金、梁勇、谷宝江、林朝盛及各二级单位分管领导支持下,各项工作开展还是很顺利,我从内心感激这些同志。

一九九六年八月初,张长富同志与我商量,由于十九冶同昆钢签订的卢森堡阿尔贝特钢铁厂二手高炉拆迁工作八月要开工,前期去的同志已基本做好拆迁前的准备工作,目前在卢人员负责人仅有张远炽、李铁两人,感到有些薄弱。为加强领导力量,决定由我去全面负责。这个工程拆迁总费用750万马克(德国货币合4125万元人民币),只要不亏本就行;工期争取一九九七年春节之前干完,并做好安全工作。任务重,时间紧,要求我尽快动身。我接受任务,并表示尽量按公司要求完成任务。

八月十五日,我会同赵大耀、李伯钦、闵家林、高向农及工安、筑炉、机装、电装、机动公司120多名参战人员由北京乘班机飞德国法兰克福,张远炽、李铁同志在机场接我们,分乘四辆大巴车于当地时间晚七点左右到达卢森堡高炉拆迁工地。

尽管经过十个小时飞行,三个小时大巴车行程,异国他乡见面,大家一扫旅途疲劳,亲热得很,个个精神振奋。

第二天便进入紧张工作状态,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八月十九日即开始拆除工作。我和张远炽、李铁一起向昆钢在卢森堡的殷培宇副总经理等领导作汇报,征得了他们的同意与配合支持。同时还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馆汇报了我们的情况,使馆庄大使和刘秘书热情接待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表示有什么困难可直接找他们。

昆钢收购的这座高炉容积2800m3 ,到炉顶高度有105m,属大型高炉,建成后生产时间不长就由于欧洲环保要求停产了,炉体、设备、耐材基本上和新高炉一样。先期到达的同志已经做好拆迁方案,因为是保护性拆除,所以难度极大。张远炽同志和工安公司老高工万积灵同志做了细致可行的方案,我们租借了德国施太尔公司800T履带吊和200T、80T、50T吊车,重型卡车作配合,八月十九日全部进入现场,200名参战员工各就各位,场面十分壮观。当时国内我们没有哪个现场有这么壮观场面,真让人大开眼界。

尽管有这些辅助手段,但真拆起来困难不少,一是语言不通,外籍驾驶员又在高空,联络指挥十分困难,主要通过手势对讲机传来传去,效率太低。二是保护性拆除,高炉炉皮厚,炉壳解体太难,耐材砌筑质量好,气枪割不透,只能预先在炉内按切割要求先清除部分耐材再切割,但仍然进度缓慢。照此下去我们是无法达到规定时间的,为此我们专门向昆钢领导做了汇报,他们也到了现场察看,经向昆钢马玉康老总汇报后,同意高炉、热风炉炉体、耐材实施破坏性拆除,这样进度才得已加快。三是现场施工场地狭窄,旁边还有两座炉正在生产,煤气随时有可能泄漏,拆卸下的结构又要及时运到废铁及废耐材堆场,作业面小,天上地下交叉施工,安全隐患较大。为此现场安全员廖国权和调度员杨国桐采取死盯办法,确保现场人身安全和协调工作。四是进入十月之后,当地天气转冷,但常常是小雨夹雪,尽管给职工发了防寒衣服、鞋子,但整天站在泥水中仍然感到寒冷,影响进度,要赶在年底完成确实困难重重。

为了保工程进度,我们召集骨干反复开会,层层动员讲形势,带动参战人员群策群力,参战的二级单位领导也和职工一起两班倒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生活上每人每天按5.5马克标准(合30多元人民币)安排,保证作业人员吃好、休息好,下班后食堂保证供应。全体职工个个精神饱满,上班不用叫,下班迟迟不愿离开现场,拆迁工地一派热火朝天、战天斗地场面。十月初昆钢老总到现场视察后十分满意,赞扬我们这支队伍特别能战斗,并奖励20万马克(人平近1000马克折合5000多元人民币),同志们深受鼓舞,一鼓作气,克服重重困难,连续奋战三个多月至十二月中旬顺利完成任务。当地新闻媒体用几个版面报道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奇迹,说他们用三年时间安装的高炉系统被我们三个多月就拆除了,近万吨的设备构件编号、包装、运输到安特卫普港运回广西防城港再倒运到昆钢,不可思议,夸奖我们这支队伍打遍欧洲无敌手,长了我们中国工人的志气。

更让我欣慰的是在安全隐患重重的情况下,全体参战职工毫发无损全部凯旋,给公司、给职工家属交了圆满答卷。顺利完成任务后,我们安排职工分两批用一星期时间公费浏览了德国特里尔、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荷兰阿姆斯特丹、德国柏林科隆等地景观,领略了西欧发达国家的风土人情和现代化建设水平,开阔了眼界。这个工程为公司节省费用100多万马克,职工个人收入人民币近三万元,在当时是很不错的,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昆钢和建设公司领导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一是昆钢、建设公司领导的支持,昆钢总经理马玉康,公司领导张长富、李罗钧就现场情况指导工作,鼓舞全体参战职工;二是全体参战职工团结协作,英勇奋战;三是各参战单位领导赵大耀、李伯钦、闵加林、高向农等同志带头作表率。卢森堡之行让我终身难忘。

十九冶改革之初的艰难历程

一九九七年三月随着攀钢二期工程全面完成,十九冶的经营状况一下跌到谷底,干完攀钢二期和昆钢六号高炉,公司面临全员下岗状况。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工资、退休生活费无着落,多数二级单位拖欠三至六个月工资,个别老职工到大街上捡破烂为生,有病去不了医院直至病死家中。此时《经济日报》内参写了一篇“昔日功臣,今日乞丐”文章,惊动了中央,吴邦国、邹家华等国家领导人都作了批示,要求十九冶一是要走出去,在大山里没有出路,二是要改革,减人增效。把领导批示落到实处谈何容易。当时公司外欠银行贷款、电费、水费,欠缴养老保险金,内欠职工工资和离退休生活费等等,疲于应付根本谈不上开拓经营,加之公司主要领导长期在外,我们在攀领导焦头烂额,无所适从。从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〇年最艰难时候,职工、离退休职工、五七连集体企业的老大嫂们几乎天天到建设公司和市里上访,加之企业改革深化,大量合同制职工合同终止,公司稳定工作十分繁重。我当时是分管维稳工作的,上访群众都由我出面会同工会、劳资、纪委、公安分局一道做工作。我们组织困难群众代表集中开会答疑解惑,充分理解、体谅他们的实际困难,采取措施逐步解决问题。毫不夸张的说那两年我基本没有按时下过班,多次被围困在办公楼,吃不上饭,睡不上觉。同时建设公司多次集体向市里汇报面临的困境,争取市里支持,请求市里统筹养老金发放并加入医保统筹、拨付终止合同人员的赔偿补助金、尽快接收公安分局和教育系统,以解决企业负担。我还和全国人大代表许君健(建研院职工)一起向省里分管教育的黄副省长做过汇报,请求尽早由市里接收教育系统,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当时市委书记秦万祥同志也很支持、理解我们,这些问题都得到逐步解决。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社保、医保实现了市里统筹,解除合同的职工得到了补贴,公安、教育系统移交地方,基本解除了公司后顾之忧,进入深化改革之路。每当忆起这段岁月,真是难以释怀,这段历程实在是太艰难了,但终究还是挺过来了。

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我们在攀领导仍然想方设法开拓市场,多次同攀钢协商,承接了方坯连铸等施工任务,每年还能完成8到10个亿的工作量。我们还想方设法改善职工生活条件,利用炳清公路改造拆迁补偿金,在建材公司预制厂地块新建了八栋商住房,在炳草岗片区建了9、16、17号楼,在办公楼地段上建了冶建大厦,较大范围地改善了二级单位骨干及部分老同志住房。

当时职工医院可以说破烂不堪,内外科分布在不同台阶上,水平、垂直运输无法解决,无法行动的病人靠人背上背下,有时还没检查完人就不行了。病房漏水,没有卫生间,满足不了治疗需要,更谈不上形象。医院领导和我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改造、重建,经建设公司办公会讨论,决定利用贷款新建医院住院部,改善医疗环境,稳定医护人员队伍,为医院的生存发展创造基本条件。虽然当时班子里意见不统一,但现在看来可以说没有住院大楼的新建就没有今天的职工医院。

二〇〇二年技校停止招生,撤消了技校编制,改为教培中心。当时主要领导多次要求我到市里注销技校资质,我考虑技校停止招生也是暂时的,长远来看我们国家还是要培养大批技能人才,注销容易申请再开办就不可能了,所以拖着未办此事。结果没过两年技校又恢复招生并发展壮大,成为国家高级技校,继而技师学院,成为国家级重点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并多次参加国内、国际技能人才比赛,取得优异成绩,为市、省、国家争了光。当时我虽然承受了压力,看到现在技校取得的成效倍感欣慰。在我分管的范围内,能尽力争取为群众、为公司办几件实事,心理上有莫大安慰。我很感谢张涛、林朝盛、李再兴、徐大勇、徐文豪、唐复明、窦致前等与我一起同心协力共同奋斗的同志。

三代人的十九冶情结

我从一九六六年进入十九冶,从一个无名小卒,到负责一个二级单位全面工作,再到负责十九冶一个方面的工作,前后在领导岗位干了三十多年,是组织和领导教育我成长起来,又是在职工理解和公司支持下才做了些工作,虽未干出什么惊人业绩,但也为十九冶尽了自己毕生努力。我的父亲也在十九冶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多年,现在家人、子女还在十九冶工作,所以十九冶是我家三代人的情结。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但我仍然惦记、关心十九冶的发展壮大,衷心祝愿十九冶这支铁军在国企深化改革的大潮中不断壮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也是我们老同志的共同心愿。